【北商校友話從前】日治時期校友鄭勵志教授蒞校專訪

鄭勵志教授（原名鄭添火），為本校日治時期「州立臺北第二商業學校」畢業校友，於臺灣光復後赴大陸發展，現為上海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名譽理事長，曾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及中國人民政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及常務委員，在大陸政經學界享有一定的地位及影響力。

●鄭勵志校友(左二)認為人只要有能力就該貢獻

當學長一走進討論室，帶著溫暖而親切的笑容，就彷彿看見鄰居的老爺爺一樣，那麼和藹可親，雖然學長今年已是八十九歲的高齡，但完全不顯老態，還是非常的硬朗年輕。他在臺灣接受日本教育，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曾經歷文化大革命，也曾在中國的研討會中對經濟發展方向勇於建言，就讓我們透過此次訪問了解這位獨特而傳奇的北商人。

「學歷萬能，讀書求學是改善家中經濟狀況的唯一方法。」當鄭勵志校友被問及為什麼想要就讀北商時表示。鄭勵志校友，北二商第五期生，原名鄭添火，出身于務農家庭，經濟狀況不大好，所以他以當時「州立臺北第二商業學校」（即北商前身，以下簡稱北商）為唯一志願，希望能藉此改善家中和自己的生活。北商要考取十分困難，1940第五期招生100人，有400人報考，其中臺灣人報考300人，錄取50人；日本人報考100人，錄取50人，但鄭勵志校友奮鬥不懈，最後順利考取。

記憶中的北商，仍令這位日治時期的老校友印象深刻。一進校門整排的椰子樹和茄冬樹，木造的二層樓校舍，走起路來還會嘎嘎作響，校園裡還有柔道館、劍道館、游泳池，在那樣的年代裡，算是數一數二的校園設施。就讀的學生素質也非常高，雖然州立臺北第二商業學校是屬於夜校，但所有師資和課程要求都是比照日校標準，都是甲種實業學校。回想起當時求學經歷，因為半工半讀，每天早上六點就必須起床乘頭班車到臺北上班，到了晚上五點開始上課上到九點半，搭乘11：17分發的末班車，11點40分到樹林，回到家已是半夜12點，吃點晚飯12點半就寢。校友至今連搭車的時間都記得如此清晰，可見那段日子的辛苦。

「進北商是我人生重要的轉捩點」，鄭校友非常感念當時北商的養成教育，教導他許多基礎商業的知識，讓他的未來有了很大的不同和發展，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由於畢業時二次大戰正打得激烈，許多日本人都被徵召出戰，所以北商畢業的臺灣人甚為搶手，進入一流企業機會大增。50名臺灣人畢業生中有10名進臺灣銀行，而進其他日本和臺灣系銀行的、日本大商社的也很多。鄭校友就進了日本大商社—安宅產業株式會社臺北支店，是一家國家貿易的大企業，全世界都有分支機搆。

抗戰勝利後，鄭校友進入省營臺灣水產公司會計室，後調至該公司基隆水產試驗所任會計課長。但由於臺灣光復初期社會動盪，鄭校友在1949年離開臺灣，先到香港後到大陸展開新的生活，曾就讀于華北軍政大學，1956年考上上海的復旦大學經濟系，曾在文革時期下放農村勞動，文革結束後出任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日本經濟研究室主任，後任至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現在為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名譽理事長。


訪談中鄭勵志校友特別提到他的叔叔，也是北二商二期校友的白永傳先生。「叔叔是第一個啟蒙我的人，在他的鼓勵下我考取北二商。他做人誠信、做事踏實，熱心公益，是我一生的榜樣。」鄭校友認為，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誠信」二字。人一生應該做的事很多，但誠信是不可或缺的。誠信就好比是一串零前面的那個一，若沒有了誠信，有再多其他的也都沒有意義。回想起在1976年中國大陸剛結束文革時期，1977年一場於北京舉行的世界經濟研討會上，鄭校友在會中對著400多位經濟學者及政府官員發言表示，西方資本主義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近30年間藉著科技進步等諸多因素，經歷了歷史上發展最快的黃金時代，並非所謂「日薄西山」；而後又提出大陸國營企業應該改制，實施股份制，並減低當局在企業的持股比例，才能夠改革「大鍋飯」的弊端。這些具有前瞻性的言論，在當時文革剛結束，社會氛圍仍較封閉保守的中國大陸，相信沒有膽識和勇氣是無法說出口的。「有良心的人，大家會獲得共鳴」，由此處我們可以看到鄭校友「說真話、講實情」的誠實態度，也可見他為社會國家貢獻的那股熱忱。

雖然已經年過80，但鄭校友有機會四處走動，是被人眼中的「工作狂」，但是他認為人不工作不行，有點能力就該貢獻。對於未來北商和復旦大學的合作，鄭校友笑著表示樂觀其成，我們衷心期盼未來這兩所鄭校友的母校能有更進一步的合作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