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刊 |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應以哲學方式教學

今年春天報載中國從台灣取經，將正式引進台灣「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為高中教材，不管是因為中國經濟起飛後興起的「儒學熱」寄望以孔孟經典教化人心，還是為了彰顯兩岸文化同根同源的統戰用意，在政治之外，不妨反思成為高中生必選科目的儒家思想，能對當代國民發揮什麼影響？要「如何教」較能促進學習？

儒家經典對當代社會的價值何在？哈佛大學的核心通識課程，杜維明的講座在六百人的環形演講廳座無虛席，孔孟之道，與美國當代青年有什麼關係？他們想學什麼呢？杜教授認為，儒家思想是一方面向內深入，另一方面向外拓展的同心圓。「從個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國家、到世界乃至到人類的群體—宇宙。它是向外擴展的，同時它是層層深入，對一個人的身體，我們的心知、我們的靈覺。」個人是一個關係網絡的中心點，《論語》裡提出的一個基本價值--「仁」，它有兩個向度：一個為人有己，每一個人都可以表達他自己內在的道德，發展他的獨立人格；另一方面從關係網絡，人要與他人感通、同情共感，人和社會息息相關。杜維明道「儒家所體現的這個人文精神，我們的道德使命感是在我們的感情之中體現的，是在人文日常生活中體現的，不是一套虛幻的、理想化的、抽象化的道德說教。」並且，儒家思想重視身體力行的實踐。劉述先教授闡述熟諳西方哲學的近代新儒家思想家如熊十力、牟宗三先生等，強調理智是傾向對外在世界的明辨事理，則「道德主體」則是無須向外攀援的本體之「真實底覺悟」。劉述先道「西方哲學的主流在思辨，中國哲學的主流在實證相應。」儒家傳統重視豎立精神本體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知識和經驗需經過良知和實踐才算完足。「知識份子有家國天下的抱負，與純粹只顧專業的學者畢竟有所不同。」近年來，劉述先教授致力於儒家思想和世界各宗教界的對話，探討全球倫理與世界和平。

教育政策重視儒家經典固然可喜，惟問題的癥結是如何教學？從古文的角度還是哲學或公民素養的角度來教？在台灣，高中國文課由於教師的訓練和考試方式的指導棋，導致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專注在解讀古文與背誦上，有多少是引領學生連結當代生活議題的反思？背誦古文或許讓這些經典的片段有幸內化為待人接物的原則；然而對大多數中學生而言，二千年前的古文加上教條式的背誦學習方式，不僅使人提不起興致，還可能加重對經典思想的疏離。

從近年來企管界熱中於運用儒家思想於領導和組織管理，以及與全球宗教學界的對話，顯示儒家思想對當代企業組織、個人處世、公民素養乃至族群與國際和平之啟示。因此，順應當代社會的需求，儒家思想的教學從哲學或公民素養的角度，連結社會議題與實際生活經驗，將更為適切。一方面，戒嚴時期控制人民自由思辨的政治環境已被唾棄，執政者不必視哲學—以獨立思考能力為基礎—為洪水猛獸。況且，因應當代國際間的學術和文化競爭，獨立思考和價值判斷的能力是台灣在人才培育上亟需加強的重點，因為獨立思考是創造力的基礎，而哲學是訓練思考的關鍵。法國的人文社會學科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引領風騷，他們的中學教育重視哲學課程所打下的基礎功不可沒。法國高中會考哲學傳統由拿破崙於1808年創立，從一開始就包含哲學科目至今不斷。今天，高中會考打頭陣的共同科目是哲學申論，給考生們四小時的充分時間思考作答，且題目與時事生活結合（比如2012年的文組考題選項之一「工作能讓我們獲得什麼？」、2013年理工組的選項之一為「合乎道義的舉止能排除政治的考量嗎？」）。反觀台灣與哲學較為相近的公民課，其教材偏重政治學理論發展史，而輕忽引導學生對社會現況、生活議題的反思。然而，公民教育應著重在如何連結學生的實際經驗和社會議題，因此，融會儒家哲學、公民素養、政治學理論的教學，將有助於引導學生反思所處的社會現況。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主導下氾濫的物質欲望和市場競爭，工商業社會的重利輕義，仁義道德日趨薄落弱。農業社會長期浸潤於傳統文化的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純樸思想所剩幾希？沒有特定宗教信仰的民眾，何處找到安身立命的心靈寄託及培養公民素養？孔孟的「仁」、「恕」、禮儀是做人原則也是政治哲學，儒家哲學既處理個人內在的省思，也講「內聖外王」，講求實踐與服務社會。「儒家文化薰陶下，人的超越小我，是因為對社會這個「大我」有責任也有關懷。」（劉述先語）

新儒家學者的闡釋和發展，不僅對當代社會價值茫然的人心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對學界和社會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心也利益無窮。站穩自己文化的主體性，在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時才能不亢不卑，知所進退。畢竟，在全球化的席捲下，文化和商品都趨向同質化了，在我們強調知識經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同時，文化的特殊性才是與世界對話的本錢。因此，我們不能再以欣賞化石的態度對待儒家經典，或者以背誦唐詩的技巧去學習儒家哲理，而應該用和當代社會議題參照，人與人、人與不同社群對話的方式，把儒家經典放在公民課程或哲學課程，來使年輕學子領會其思想，連結其對當下生活的大用。